1（统治阶级）．在所有政治组织可以发现的恒常事实和倾向中，有一样是如此（50）明显，以至于大多数不经意的观察也能够注意到。在所有社会中 — 从那些得以简单发展的、刚刚出现文明曙光的社会，直到最发达，最有实力的社会 — 都会出现两个阶级 — 一个是统治阶级，另一个是被统治阶级。前一个阶级总是人数较少，行使所有社会职能，垄断权力并且享受权力带来的利益，而另一个阶级，也就是人数更多的阶级，被第一个阶级以多少是合法的、又多少是专断和强暴的方式所领导和控制；被统治阶级至少在表面上要供应给第一个阶级物质生活资料和维持政治组织必须的资金（instrumentalities）。
在实践生活中我们都承认这种统治阶级（或者称政治阶级，如我们在其它地方对它进行的定义）[1]的存在。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国家，不论它是哪一个，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权都在少数有影响力的人们手中，大多数人不论是否情愿，都要服从这种管理。我们知道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邻近的国家，并且实际上我们很难（be put to it）想像一个以另外方式组织起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所有人都听从一个人指导而不具有优先或臣属的关系，或者所有人平等地共同指导政治事务。如果我们还要从理论上推论其它的情况，这部分上是因为我们思维中根深蒂固的习惯，部分是因为我们对两种政治事实给予了过分的重要性，这两种事实表面看来，比在现实（reality）中重要得多。
这些事实的第一种 — 人们只要睁开眼睛就会看到它 — 是在每一种政治有机体（51）中，总有一个人处于整个统治阶级的核心领导者地位，并且如我们所说，掌握着国家的方向。这个人并不总是根据法律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与世袭国王或者皇帝并肩的有时还有一个首相或者总监，他们行使比君主更大的实际权力。在其它时候，操纵（procure the president’s election）总统选举的有影响的政治家经常取代被选举的总统进行统治。在特殊情况下，可能有两个或者三个，而不是一个人行使最高控制职能。
第二个事实也很容易察觉。不论是什么形式的政治组织，被统治大众的不满以及影响大众的情感都会带来压力，这种压力给统治阶级、也就是政治阶级施加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但是如果没有人数众多的阶级的支持，迫使人们尊重和执行他的命令，处于一国之首位置的人肯定无法统治；假定他能使统治阶级中的一位个人，或者事实上是许多个人感到他权力的分量，他就一定不会与这个阶级在整体上不一致、或消灭这个阶级。甚至如果消灭这个阶级是可能的，他一定会被迫立刻创造另一个阶级，没有这个阶级支持，他的行为一定会完全瘫痪。另一方面，假定大众的不满会成功地推翻一个统治阶级，如我们将要见到的，这些大众自身中间必须有其它有组织的少数人行使统治阶级职能。否则所有组织，以及整个社会结构都会被毁灭。
2．从科学研究的观点来看，统治阶级、或者政治阶级概念的真正优越性在于这一事实，即统治阶级结构的不同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可以决定不同民族的政治类型及文明程度。根据仍然时髦的区分政府形式的方法，土耳其和俄国在几年前还都是绝对君主制，英国和意大利是立宪或者有限制的君主制，法国和美国则被划分为共和国。这种分类根据的事实（52）是，在首先提到的两个国家，国家的领导职位是世袭的，领袖在名义上是全能的；在中间提到的两个国家，领袖职务是世袭的，但是他的权力和特权受到限制，在最后两个国家，领袖是被选举的。
很明显，这种区分是肤浅的。尽管俄罗斯和土耳其是绝对君主制，但是这两个国家在政治上治国的方法很少共同点，它们统治阶级的组织极为不同。根据同样的道理，意大利的君主政体与法国的共和国政体比它与英国的君主政体更为相似；在美国和法国的政治组织之间存在着重要的不同，尽管两者都是共和国。
如我们已经提出的，在这件事上各种思维的痼习长久以来已经阻碍了科学的进步，而且现在仍然如此。上面提到的把政府区分为绝对君主制、有限君主制和共和国制的分类是孟德斯鸠设计的，用来取代亚里士多德的分类范畴，后者把政府分为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亚里士多德称为的民主制只不过是成员广泛的贵族制。亚里士多德自己在其所处的位置上观察到的每一个希腊城邦，不论它是贵族制还是民主制，总有一个或更多的人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力。在波利比乌斯和孟德斯鸠的时代之间，许多作家通过引进混合政府的概念来完善亚里士多德的分类。稍后，现代源于卢梭的民主理论根基于这样的概念上，即任何国家的大多数公民能够参与、并且实际上应该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并且尽管现代研究者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民主、君主和贵族制的原则在每一个政治组织（political organism）中同时发挥作用，大众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的学说仍然深入（hold sway over）人心。我们此处不会驳斥这种民主理论，因为这是这部著作的总任务。除此以外，很难在几页纸的篇幅毁掉已经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一整套思想体系。如拉斯·卡萨斯[2] 高明地在其关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一生的著作中描写的一样，忘却（53）（unlearn）经常比学习更困难。
3．不过，我们认为在这一点上需要回答一种反对意见，它可能很容易接近我们的观点（made
to our point of view）。如果说单独的个体若不在一群人中找到数量较少的支持者，他就不能命令这群人这一点很容易明白，那么要承认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而不是相反是一个恒久的、自然的事实则相当困难。但是这是人们对事物的第一印象与实际情况相反的一个例子
— 这种情况在所有其它科学中都数量众多。在现实中，有组织的少数人服从单一的指令支配大多数无组织的人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少数人的权力对于多数人中的个体是不可抗拒的，这些个体单枪匹马地处在有组织的少数人群体面前。同时，少数人正因为他们人数少才组织起来。一百个人彼此协调地统一行动，互相理解将胜过不一致的一千个人，因为这些人将被一个个地对付。此时，前者更容易统一行动，彼此理解，就因为他们是一百个人而不是一千个人。由此可见，政治团体越大，进行统治的少数人所占比例就越小，而对于被统治的多数人来讲，组织起来反对少数人就越困难。
然而，进行统治的少数人除了因为有组织而增加了优势外，在统治者的构成中，组成他们的个人与被其统治的大众的素质是不同的，这种素质使得统治者具有一定的物质、知识甚至道德优越性；或者统治者是具有这些素质的个人的继承者。换句话说，进行统治的少数人团体的成员通常具有某种品质，不论它们是真的还是看似如此，都在统治者处身其中的社会中被高度认可，并具有影响力。
4〔军事统治（militarism）〕．原始社会仍然处于最初的组织阶段，在这种社会中，（54）军事上的勇敢是统治阶级、也就是政治阶级最容易具有的素质。在先进的文明中，战争是例外的情况。而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战争可能被认为实际上是正常的；在战争中显示最大能力的个人很容易获得对其同胞的霸权
— 最勇敢的人成为头领。这一事实是恒久的，但是它在不同环境中采取的形式差异很大。
通常，武士阶级对和平大众的统治被归因于种族的混合（superposition）、或者有侵犯性的集团政府对不好战集团的征服。有时这就是实际上发生的情况 — 雅利安人入侵后的印度、日尔曼人入侵后的罗马帝国以及阿兹特克人（Aztec）[3]被征服后的墨西哥都有这方面的例子。但是我们更经常地注意到，在一定情况下，在没有外国征服迹象的地方兴起了一个好战的统治阶级。只要一个部落完全依靠逐猎生活，所有的个人都很容易变成武士。当然有一些领导者将会统治部落，但是我们不会发现一个武士阶级兴起、剥削、同时也在保护另一个致力于和平事务的阶级。当部落从逐猎阶段进入农业或者畜牧业阶段，随着人口的增加和施加社会影响力的方式更加固定，多少是较为清晰的两个阶级的分化就会出现，其中一个完全致力于农业，另一个从事战争。在这个事件中，不可避免地武士阶级会逐渐取得对另一个阶级的优越性，以至于可以不受惩罚地压迫另一个阶级。
波兰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武士阶级逐渐演变为绝对统治阶级的例子。原先波兰人如同在所有斯拉夫人中流行的那样具有同样的农村组织结构。在战士和农夫之间
— 换句话说，在贵族和农民之间没有区分。但是在波兰人进入维斯图拉河及聂曼河[4]灌溉的大平原之后，他们开始发展农业。然而，与好战的邻居之间仍然有必要进行战争，以至于部落首领，也就是督领们（voivode）在他们身边聚集了一定数量的精选之士，他们的职业就是当（55）兵。这些武士分布在各种农业村落。他们被免除农业劳动（agricultural duties），然而仍然可以与村落中的其他人一样得到他们份内的农产品。在早期，他们的职业并非令人向往，乡村居民有时放弃对农业劳动的豁免权以避免参战。但是随着这种秩序逐渐地固定下来，随着一个阶级习惯了以武器和军事组织作为职业，而另一个不再介意使用犁和铲子，武士阶级就变成了贵族和主人，而曾经是武士们的伙伴和兄弟的农民们则变成农奴和奴隶。一点点地，武士主人们提高了他们的要求，他们作为村落成员分到的份额变成了整个村落的产品减去那些对耕作者生存绝对必要的部分；并且当后者试图逃脱这种虐待时，他们被武力强迫留在土地上，他们的情况呈现出纯粹和简单的农奴身份的所有特征。
在这种演化过程中，大约在1333年，国王卡齐米日大公[5]无效地试图制止武士们过度的专横。当农民们埋怨贵族时，他责问他们为什么没有用棍棒和石块，从而为自己辩护。又过了几个世代，在1537年，贵族们强迫城市中的商人出卖他们拥有的不动产，土地所有权变成了仅有贵族才有的特权。同时贵族给国王施压，让他与罗马谈判，以达到从那以后只有贵族才能在波兰担任圣职。这几乎完全阻止了城里人和农民担任受人尊敬的职务，剥夺了他们所有的社会地位。
我们在俄国发现了一个类似的例子。在这里武士们形成了卫兵（druzhina），也就是过去的尼兹（kneze）〔留里克（Rurik）[6]的王公后裔〕的护卫队，他们也获得了米尔[7] 的一份农产品来维生。逐渐地他们的份额提高了。由于土地广阔，劳动力稀少，农民们经常有到处迁移的优势。相应地，在十六世纪末，沙皇鲍里斯·戈东诺夫[8] 赋予贵族权力，（56）让他们以武力把农民限定在土地上，因而建立了农奴制度。然而，在俄国武装力量从不是完全由贵族组成的。俄国农夫（muzhik），也就是农民在卫队长（droujina）的带领下作为普通士兵参与战争。早在十六世纪，可怕的伊凡建立了火枪队（strelitzes）[9]，后来发展成为常备军，一直持续到彼得大帝[10]用西欧式军团取代它。在这些军团中，旧有的卫兵（druzhina），夹杂着一些外国人，成为了军官，而农夫们则成为士兵（private）。[11]
在最近进入农业时代，并相对文明化的民族中，整个军事阶级成为政治阶级、也就是统治阶级这一事实几乎总是不变的。有时当兵的仅限于这一阶级，如同印度和波兰的情况。更常见的是被统治阶级的成员偶然也会被征兵，然而，他们总是作为普通士兵，属于较为不受尊重的团队。希腊也同样，在与美第斯[12]的战争中，属于较为富有和有影响力阶级的市民构成精选的军团（骑兵和重装备步兵），财富较少的作为轻盾兵（peltast）或者投石兵（slinger），而奴隶，也就是做工的大众，几乎完全被排斥出军队之外。在罗马共和国，直到布匿战争[13]阶段，甚至晚到马略[14]时代；在中世纪的拉丁和日尔曼欧洲、在俄国，如上面刚刚解释的那样、以及在许多民族中间，我们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凯撒[15]反复强调，在他的时代高卢军队的中枢由贵族服役的骑兵构成，例如，埃杜维人（Aedui）[16]在他们的骑兵精华在战役中被歼灭后,
就不能对抗阿里维斯塔斯（Ariovistus）[17]。
5（军事统治和财阀统治）．在每一个地方 — 在俄国和波兰、印度和中世纪欧洲 — 进行统治的武士阶级几乎单独篡取了土地的所有权。如我们所见，土地在不太文明的国度中是主要的生产和财富来源。但是随着文明的进步，土地上的收入也相应增长。随着人（57）口的增加，至少在某些地区，租金收入也有增加，用李嘉图（Ricardian）[18] 意义的术语讲，这主要是因为出现了巨大的消费中心
— 并且也出现了大量资本和其它大城市，不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最终，如果环境允许，一个重要的社会变革发生了。财富而不是军事勇气成为统治阶级的典型特征：进行统治的人富有而不是勇敢。
这场转变大体上需要的条件是社会组织应该集中化，并完善到公共权威机构提供的保护比私人力量提供的更有效这种程度。换句话说，私人财产必须通过法律实际的和真正的效能被保护，致使财产所有者个人的保护显得多余。这通过一系列社会结构的逐步改变，从而我们称之为封建国家的政治组织类型被转变为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型，我们称之为官僚制国家。我们以后会详细讨论这些类型，但是我们此时可以说，通常，通过和平方式和习俗取得的进步、以及随着文明进步养成的某些社会道德习惯极大地促进了此处提到的演化过程。
这种转变一旦发生，财富产生政治权力就正如同政治权力曾经产生财富。在一个某种程度上成熟的社会
— 也就是这里的个人权力被集体权力所制约
— 如果通常有权者是富有的，那么富有者也会变成有权力者。并且，实际上，当武力斗争被禁止，而以金钱进行斗争被许可，更好的位置不可避免地被那些拥有更多金钱的人赢得。
固然，有一些高度文明化的国家在理论上是以道德原则为基础组织起来的，这种原则的特点使它们好似排除了财富这种傲慢的专横。但在这个例子中，理论原则在现实生活中只能发挥有限的应用。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在美国所有权力都是直接地和间接地通过普遍选举产生，而且选举权在所有的州对所有男人和女人都是平等的，更进一步讲，民（58）主不仅在各种机构中，也在一定程度上盛行于伦理之中。富有者通常对进入公职生活有一定反感，穷人对选择富人担任官职也具有一定反感。但是这并不妨碍富人比穷人更有影响力，因为他可以给控制行政机构的政治家施压。它不阻碍选举在美元叮当作响中进行。它不阻碍整个立法机关和相当数量的国会议员感受到有权势的公司和大财阀的影响。[19]
在中国也一样，政府在本质上是以平衡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尽管直到几年前它还不接受普选原则。学术等级可以让人担任官职，这种并不明显照顾家庭和财富的学术等级考试得到了认可。据一些作家讲，只有理发师和某些渔夫阶层以及他们的孩子被禁止参与竞争各种等级的官吏。[20] 但是尽管富商阶级在中国比现在在美国人数、财富和权势都要少一些，它仍然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改变统治制度按照道德原则办事（scrupulous
application）。不仅可以用钱买得考生的免试资格。而且政府自己有时也贩卖各种学术等级，允许经常从社会最低等级出身的无知者担任官职。[21]
在世界上所有其它国家，富人总是比穷人更容易获得那些施加社会影响的其它因素，例如个人声誉、良好教育、专业技能，及在教会、公共管理机构和军队中的较高职位等。富人总是比穷人走的路更短，更不要说富人走的路经常最艰巨、最困难。
（59）
6（神权政治）．在宗教信仰很强烈、教士（ministers of the
faith）形成一个独特阶层的社会中，几乎总是出现僧侣贵族，他们对财富和政治权力更重要的份额拥有支配权。在古埃及（在特定阶段）、婆罗门时代的印度和中世纪欧洲都有这种情况的明显例子。教士们经常不仅行使宗教职能。他们拥有法律和科学知识，构成了知识分子的最高阶层。不论是否有意识，教士阶层经常显示出一种倾向，来垄断学术和阻碍那些可以并且更容易获取知识的方法和程序的传播。古埃及俗体字[22]缓慢而痛苦的传播可能至少在部分上因为这种倾向，尽管这种字母远比象形文字简单。高卢的德鲁伊特（Druids）[23]成员熟悉希腊字母，但是不允许他们丰富的圣文内容被记载下来，而要求他们的学生以极大的努力把它们留在记忆中。在古代卡尔迪亚（Chaldea）[24]、印度和中世纪的欧洲对已经死亡语言的顽固和持续运用也可以被归因于这个方面。有时，如同在印度一样，下层阶级被明确禁止获得圣书中的知识。
被清洗掉任何神圣和宗教气息的专门知识和真正的科学文化，只是在文明高度发达的阶段才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并且只有在这时，科学文化才使得拥有它们的人跻身于统治阶级之中。但是在这个例子中，学问自身也不如对学问的实际应用对公共和国家利益更有政治价值。有时所有被要求的不过是拥有获得较高文化的机械过程。这可以被归因于这一事实，即在这样的基础上，更容易确定和估量一个候选人可以获得的技能
— 也就是更容易描述一个人或给他定级。因此，在古埃及的某些阶段，抄写的技能是通向官职和权力的道路，也许因为对象形文字的掌握是长时间耐心学习的明证。同样，在近代中国，（60）学习浩如烟海的汉字已经成为官员教育的基础。[25] 在现代欧洲和美国，把近代科学发明应用于战争、公共管理、公共事务和公共卫生的阶级，占据了一个社会上和政治上相当重要的位置，而且在我们西方世界，如同古代罗马一样，律师占据了一种完全的特权地位。他们知道复杂的立法过程，而立法出现在所有具有长期文明的民族中，而且当他们的法律知识辅以雄辩的口才碰巧适合他们同时代人的口味，他们就会变得特别有势力。
有许多例子，从中我们看到指导一个社会进行军事和民事组织的长期实践，在统治阶级的上层中创造和发展了一种真正的统治艺术，它比粗糙的经验主义和任何仅仅是个人经验能提出的东西都要好一些。在这种情况中出现了官吏们构成的贵族政治（aristocracy of functionaries），诸如罗马的参议院、威尼斯的贵族阶层以及一定程度上的英国贵族院。这些机构都激发起约翰·斯图加特·穆勒[26]的羡慕，并且它们三个都是发达的政府，因其精心研究政策和对这些政策坚定和明智的执行而知名。这种统治艺术不是政治科学，尽管它不时以可预见的方式应用许多政治科学的基本原理。然而，即使这种统治艺术经常在长期拥有政治职能的特定阶层中获得声望，关于它的知识也从来没有成为一种常规标准，来接纳那些因为社会地位而与官场隔绝的人们担任官职。除非在例外情况下，一个人对其掌握的统治艺术的驾驭程度很难决定，这个人是否能够拥有展现他所拥有技艺的机会。
7（世袭贵族制）．在一些国家，我们发现了世袭等级制度。在这种情形下，在统治阶级被明确地限定在一定数量的家族中，出身是决定一个人进入统治阶级还是远离它的（61）标准。这样的例子特别多。在实践上没有哪一个拥有长期文明的国家没有在历史上的某些阶段经历过世袭贵族制度。在中国、古代埃及、印度、与美第斯作战前的希腊、罗马、在斯拉夫人和中世纪的拉丁和日尔曼人中间，以及在发现美洲时的墨西哥和几年前的日本，我们都能发现这种世袭的贵族制。
在这里，有两个初步的观察很重要。首先，所有的统治阶级如果不是在法律上、也都试图在事实上变成世袭的。所有的政治力量都拥有一种特征，它在物理上曾经被叫做惰性力量。这些政治力量具有一种倾向，也就是要维持他们发现自己所处的那一点（point）或者那种状态。通过道德传统和继承，财富和军事上的勇气非常容易维系下去。担任重要职位的资格 — 也就是处理重要事务的习惯（habit），和在一定程度上是这种能力
— 对于那些幼年时就对这些职位有所了解的人更容易获得。即使当被考试和竞赛所检验的学术等级、科学训练和特殊技能打开了通往官位的大门，也不排除某些人具有特殊的优势，法国人把这种优势叫做
positions deja prises〔法语：已经被占据的职位〕。在实际情况中，尽管考试和竞赛在理论上是面向所有人开放的，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财力来负担常年准备的花销，而且其他的许多人没有一定联系和血族关系，可以把个人立刻送上正确道路，使他能够避免摸索和过失，而这些人在没有指导和支持下进入陌生的环境一定会遇到这种摸索和错误。
选举权基础广泛的民主选择原则初看起来与追求稳定性有冲突，而根据我们的理论，统治阶级就显示出这种追求稳定性的倾向。但是必须注意，民主选举中成功的候选人几乎都拥有难以记数的政治力量，这些经常是可以继承的。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议会，（62）我们经常看到议会成员、代表、或者前议员和前任代表的儿子、孙子、兄弟、侄子和女婿。
第二点，当我们看到世袭等级制度在一个国家建立，垄断政治权力时，我们可疑肯定，这样法理上的地位之前，已经出现了一种实际上的类似地位。在宣布他们对权力唯一的和世袭的拥有权之前，这里提到的家族和世袭阶层必须牢固地控制权杖，完全垄断这个国家在这一阶段的所有政治势力。否则，他们这样一个声明只会招致最强烈的抗议和激起强烈反抗。
世袭贵族制度经常自夸具有超自然的祖先，或者至少拥有与被统治阶级不同的祖先、并且比他们更高贵的血统。一个非常明显的社会事实可以解释这样的声明：即每一个统治阶级都倾向于通过某些普遍的道德原则来使他们对权力的运用合法化。这种同样的声明在我们的时代披着科学的外衣出现。许多作家发展和扩大了达尔文的理论，争辩说更高级的阶级代表了社会进化的一个较高等级，因此在其组织结构上比低下阶级更杰出。我们已经引用了贡普洛维奇的例子。这个作家坚持人类在现代文明国家分成商业阶级和职业阶级是基于种族的不同。[27]
历史非常明确地显示了贵族阶级展现出的特有能力，以及特有的缺陷 — 这两者都非常鲜明 — 这种贵族阶级或者是完全封闭的，或者人们要进入他们的集团非常困难。古代罗马贵族阶层（patriciate）和英国、德国现代的贵族阶级清楚地表明了我们谈到的类型。然而，在处理这个事实，以及处理倾向于夸大它意义的理论时，我们总会提出相同的反对意见
— 属于此处所说的贵族阶层的那些个人，并不总是把他们特有的素质归因于他们血管中流动的血液，他们更多把这一点归因于他们非常独特的成长过程，这种过程使得他们优先于其他人拥有一定的知识和道德修养。
（63）
在表明社会优越性的所有因素中，知识（intellectual）优越性与继承关系的联系最少。一个非常聪明之人的子女经常只有普通的天赋。这就是世袭贵族制从不能仅仅以知识优越性为基础捍卫他们的统治，而要以他们在总体特征（character）和财富上的优势为基础维持统治的原因。
也许有人会以反例争辩说，教育和环境可以解释在严格的知识（intellectual）才能上的优越性，但是无法解释道德水平（moral order）上的不同，这些道德包括意志力、勇气、骄傲和活力。真实情况是，社会地位、家庭传统以及我们所处阶级的习惯，对这些素质的发展起到的作用（contribute）比通常所假定的更大。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改变社会地位的个人
— 不论这种改变是变得更好还是更差 — 以及那些发现自己处于他们所不习惯的环境的人，很明显的是，他们的知识才能受到的影响远比他们的道德水平受到的要模糊。除了教育和经验给不太蠢笨的人带来更广博的见识之外，每一个人，不论他仅是一个职员还是一个国家部长，不论他是一个军士还是一个将军，不论他是一个百万富翁还是一个乞丐，都不可避免地要保持自然带给他的智力水平。然而，随着社会地位和财富的变化，在需求的压力下，骄傲的人经常变得谦恭，奴性的人变得傲慢，忠实的人变成说谎者，或者至少变成虚伪的人，而一个有根深蒂固的撒谎和粗鲁习惯的人会改变他自己，至少在外表上装出具有忠诚和坚定的性格。当然，一个从高位上跌落的人的确经常变得恭顺、自我否定并且足智多谋（resourcefulness），正如一个开始在世上发达的人有时会获得正义和公正的情感一样。简而言之，不论一个人变得更好还是更差，如果他将要改变一点自己的社会地位，并且保持他的性格，他不得不变得额外头脑清醒。米拉波[28]指出，对于任何人来说，任何在社会阶梯上的显著攀登都产生一个转折点，这一转折点治疗了他旧有的疾病，又创造出他以前没得过的新疾病来。[29]
（64）
战斗中的勇敢、冲锋时的猛烈以及抵抗力的持久 — 这些是长期和多次被吹嘘为垄断上层阶级的素质。当然，在这些方面一个人可能和另一个有许多天生的
— 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
— 和内在的差别；但是传统和环境的影响，在任何大一点的人类团体中，最能够让这些品德保持高、低或平均水平。当我们日常交往的人们用冷漠的口气谈到危险、并且在它们面前保持冷静和沉着时，我们通常对危险，或者更好地讲，对某些类型的危险态度冷漠。许多山民和水手在本性上是胆怯的人，然而他们在面对悬崖和海上的风暴陷井时，各自都保持了镇静。正因为如此，习惯战争的民族和阶级在最高程度上保持了军事技能。
这一点是真的，甚至当通常不熟悉武器的民族和社会阶级在组成他们的个人被变成以勇气和胆量为传统的组织的成员时，当
— 如果一个人可以使用这种这种隐喻
— 他们被投入对人类的考验中、这种考验沉重负荷在他们性格深处的情感上时，他们会很快获得军事技能。穆罕默德二世[30]主要从男孩中招收他可怕的禁卫队，这些男孩是从衰败的拜占庭国家[31]的希腊人中被绑架的。非常受人轻视的埃及农夫数百年来不习惯于战争，并且惯于在压迫者的皮鞭下保持温顺和无助，但是当迈罕麦德·阿里[32]把他们投入土耳其或者阿尔巴尼亚军团中时，他们变成了好战士。法国贵族则长期享有勇敢的盛名，而到十八世纪末期，法国资产阶级还不具备同样的素质。然而，共和国和帝国的战争证明了大自然已经把勇气一致地给予了所有法国居民。尽管指挥的天赋被认为是贵族特有的特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还是提供了杰出的战士以及优秀的军官。“在社会阶级方面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65）依赖于种族祖先”这一贡普洛维奇的理论最少要求一些证据。许多相反的事实很容易地使人想到这一明显的事实，即同一家庭中的成员经常属于具有巨大差异的各个社会阶级。
8（社会稳定性和变化）. 最后，如果我们遵循那些人的主意，坚持遗传性原则在形成统治阶级中独一无二的作用，我们将被引导得出一个结论，它在某种程度上类似进化论原则引导我们得出的结论：人类的政治历史应该比它现在的样子简单得多。如果统治阶级真的属于一个不同的种族，或者如果适合于它进行统治的素质主要是通过有机的遗传作用，那么就会很难看到，一旦统治阶级形成，它还会衰落和失去权力。一个种族独特的素质是非常顽强的。根据进化的理论，父母身上的获得性能力在他们孩子身上是天生的，并且随着时代更替，它们应该不断被加强。因此统治阶级的后代应该变得越来越适合进行统治，而其它阶级应该看到他们挑战或者取代统治阶级的机会越来越渺茫。现在通常的经验足以使人相信，情况不是这样发展的。
我们所看到的是，只要政治力量的平衡发生转变 — 也就是当人们感到需要不同于旧有力量的势力统治国家时，当旧有的力量因而丧失了它们的重要性，或者当权力分配发生变化时
— 那时统治阶级得以建立的方式也会变化。如果一个新的财富源泉在社会中发展起来，如果知识的实际重要性得以增长，如果旧的宗教衰落或者新的宗教产生，如果一个新的思潮扩展开来，那么同时，统治阶级中就会发生广泛的混乱。人们的确可以说，文明人的整个历史可以归结为统治成分独霸政治权力、并把它传之子孙的倾向，与旧的势力解体和新力量出生的倾向之间的冲突；在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的一定成分中，这种冲突产生了永无休止的对权力的认可与对其进行渗透两者间的冲突（ferment）。当统治阶级不再寻找施展才能以获得权力的机会，当他们无法再提供他们曾经提供的社会服务，或者当（66）他们的能力和提供的服务在其生存的社会环境中失去重要性，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衰落了。这样，当罗马贵族阶级不再是军队高级军官的唯一来源时，他们衰落了。因此，当威尼斯贵族不再指挥军舰、并把他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航海、贸易和作战时，他们也衰落了。
在无机的自然中，我们可以看一看空气的例子。其中惰性的力量产生了静止的趋势，它与由于热度分配不均产生的变化趋势总处于矛盾中。这两种趋势在我们星球上的各个地方轮流占上风，时而风和日丽，时而雷雨交加。人类社会的情形非常类似，时而那种产生封闭、静止和僵化的统治阶级的倾向占了上风，时而产生或多或少变化的统治阶级的倾向又获得成功。
我们认为静止的东方社会实际上并不总是如此，否则的话，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它们就不能取得文明的进步。东方文明的进步留下了许多无可辩驳的证据。更精确地讲，我们开始了解它们时，正是它们的政治力量和政治阶级处于僵化阶段。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称之为高龄的社会，在这些社会中，宗教信仰、科学知识的生产和分配财富的方法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没有经历剧烈的变化，它们也没有在日常生活中被外来的物质和知识无可争议的权力。权力因此而被永远驻留在某些家庭，该社会的各个层次普遍具有了停滞的倾向。
因而在印度，我们看到在佛教被镇压后，等级制度得到了防护。希腊人在古代埃及发现了世袭的等级制度，但是我们知道在埃及文明的伟大（greatness）和复兴的阶段，政治职位和社会地位不是世袭的。我们拥有一份埃及文件，描述希克索斯王朝（Hyksos）[33]（67）扩张阶段一个高级军官的生活。他以一个普通士兵的身份开始其戎马生涯。其它文件显示了同一个人连续担任军职、文职和教会职务。[34]
一个最为人知的、也许是最重要的社会倾向于固定不变的例子是罗马历史上曾经被称为低帝国（Low Empire）[35]的阶段。这时，经历了若干几乎完全静止的世纪，两个阶级的分化越来越明显，其中一个由大地主和高官组成，另一个是奴隶、农民和城市平民。更显著的是公共官职和社会地位通过习俗，而不是通过法律变成世袭的，这一倾向在上面提到的阶段迅速普及。[36]
另一方面，在一个国家的历史上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与外国人的贸易、武装移民、新发现、战争等创造了新的贫困和财富，传播了从前不为人了解的知识，或者引起了新的道德、知识（intellectual）和宗教潮流的渗透。或者 — 作为这种渗透的结果，或者通过一个缓慢的内部增长的过程，或者由于两个因素共同作用
— 可能再次发生的是：一种新的学问兴起了，或者长期被遗忘的旧有学问中的某些成分重新适合人们的口味，以至于新的观点和信仰走上前台，扰乱了奠定大众服从的原有知识（intellectual）习惯。统治阶级可能也会被外国入侵所征服、或者全部或部分上被毁灭，或者，当上面提到的情况出现时，它可能是被具有强大的新鲜政治力量的新生社会成分夺走权力。那么，自然会出现一个变革的阶段，或者如果人们喜欢的话，可以称为革命阶段，其间个人的能力得以自由发挥，某些更富有热情、更有精力、更无畏或者仅仅是比别人更狡猾的个人，从社会阶梯的底部上升到了最顶端的地位。
一旦这种运动开始，它就不能被立刻停止。人们从默默无闻起步终至显赫的例子，燃起了新的野心、新的贪欲、新的活力，并且这种统治阶级的成分更新（68：社会变故）（molecular rejuvenation）富有活力地得以延续，直到长时间的社会稳定显示出它重新消歇下来。我们几乎不用提起处于这种更替阶段国家的例子。在我们的时代提到这一点是多余的。统治阶级迅速的重组在最近被殖民的国家是一个经常和显著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社会生活，没有现成的统治阶级，并且在统治阶级形成过程中，加入它非常容易。对土地和其它生产机构的垄断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至少也比任何时候都更难了。这就是为什么，至少在某些阶段期间，希腊殖民地为所有希腊人的能力和事业提供了广泛出路。这就是在对新土地的殖民持续整个十九世纪的美国，个人从一无所有开始但获得了声望和财富的例子仍然非常多的原因
— 所有这些都助长了该国人民形成民主是一个事实这种幻像。
现在假定有一个社会逐渐从动荡的状态安定下来。由于人类的心理倾向总是同样的，那些属于统治阶级的人就开始获得团体精神（group spirit）。他们会变得越来越排外，也越来越好地掌握某些技艺，从而独占那些对他们有利的素质和能力；这些素质和能力是获得权力和持有它必须的。接着，本质上是保守的势力终于出现了，这是习惯的力量。许多人顺从低下的地位，而某些特权家族或阶级的成员逐渐相信他们具有绝对的权利，可以占据高级地位和发号施令。
一个慈善家一定忍不住追问，在社会稳定和成形的阶段，当每个人几乎都注定保持他出生时的社会地位时，或者在相反的更新和革命阶段，每个人都可以窥视最高的等级，而一些人获得了这些等级时，人类是否更幸福 — 或者较少不幸。这种探询难以进行。（69）要回答它必须考虑许多条件和例外，并且可能总是被观察者个人喜恶所影响。因此我们将小心地不去自己回答。除此以外，即使我们能够得出一个不可辩驳的结论，它也很少有实用价值；因为令人悲伤的事实是哲学家们所说的自由意志 — 换句话说，个人自发的选择 —
迄今为止对促进上面所提到的历史阶段的结束或者开端如果还有一点影响的话，也已经变得非常微弱，并且可能永远如此。
[1] 莫斯卡，《关于政府和议会制的理论》，第一章—原注。
[2] 拉斯·卡萨斯（Las Casas，1474—1566）：西班牙神学家，曾经到美洲进行天主教传教活动—译注。
[3] 阿兹特克人（Aztec）：墨西哥印第安人，有高度文化，曾在墨西哥中部建立帝国，1521年为西班牙殖民者征服—译注。
[4] 维斯图拉（Vistula）河： 又称为维斯瓦河，波兰境内最大的河流，全长1068公里，流入波罗地海；聂曼（Niemen）河：发源于白俄罗斯山区，流经波兰，全长597英里，欧洲重要的水上交通路线—译注。
[5] 卡齐米日（Casimir the Great）大王：即卡齐米日三世（1310—1370），波兰国王（1333—1370），在位时使波兰成为14世纪中欧强国—译注。
[6] 留里克（Rurik，不详—公元879）：俄国古代留里克王朝的奠基人—译注。
[7] 米尔（mir）：沙俄时代的一种农村组织—译注。
[8] 鲍里斯·戈东诺夫（Boris Godunov， 1551—1605）：俄国沙皇（1598—1605），在位时残酷镇压异己和农奴反抗—译注。
[9] 火枪队（strelitzes）：又译为射击军，俄国十六世纪建立的兵种，此后100年成为俄国军队的主力，1698年为彼得大帝解散—译注。
[10] 彼得大帝（1672—1725）：彼得一世沙皇（1682—1725）， 在位时向西方学习，整顿俄国军备，大肆扩张领土—译注。
[11] 列劳—波留（Leroy-Beaulieu），《沙皇帝国与俄罗斯》（L’ Empire des tzars et Russes）, 第一卷，第338页—原注。
[12] 美第斯（Medes）：古希腊地中海沿岸城邦—译注。
[13] 布匿战争：罗马人与迦太基人之间的战争，共三次，持续了百年之久（公元前264—前146），以迦太基彻底覆灭告终—译注。
[14] 马略（Caius Marius，约公元前158—前86年）：罗马共和国后期贵族统治者，于公元前108年当选为罗马执政官—译注。
[15] 凯撒（Caesar, 公元前100—前44年）罗马统帅和独裁者（公元前49—前44），著有《高卢战记》，记载其担任高卢总督时的经历—译注。
[16] 埃杜维人（Aedui）：高卢中部的凯尔特人部落，较早接受罗马扶持—译注。
[17] 阿里维斯塔斯（Ariovistus）：公元前一世纪日尔曼首领—译注。
[18] 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 —译注。
[19] 詹耐特（Jannet），《美国政治和社会制度》（Le istituzioni politiche e sociali degli Stati Uniti d’ America），第二部分，第十章—原注。
[20] 罗塞特（Rousset）， 《中国之旅》—原注。
[21] 马兹·Y·桑斯（Mas y Sans），《中国和基督教的权力》，第二卷，第332到334页； 胡克（Huc），《中华帝国》（L’ Empire chinois）—原注；胡克（Évariste Régis Huc，1813—1860）：法国天主教传教士，1839年开始到澳门传教，其中国著作相当受欢迎—译注。
[22] 俗体字：古埃及的文字分成两种，一种是用象形符号书写的圣体字，另一种是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更简单的俗体字，前者用于记录宗教和政治文献，而后者广泛用于日常生活—译注。
[23] 德鲁伊特（Druid）：古代凯尔特人中一批有学问人的统称，他们通常担任祭司、教士和法官—译注。
[24] 卡尔迪亚（Chaldea）：古代巴比伦人的一个王国—译注。
[25] 在几年前这还是真的，官员考试之要求文学和历史知识—当然是如中国人所了解的这种知识—原注。
[26] 约翰·斯图加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实证主义思想家—译注。
[27] 种族斗争（Der Rassenkampf）这个概念充满了贡普洛维奇的整个著作。在第二卷第32章中，它被明确地形成—原注。
[28] 米拉波（Honoré Gabriel Riquetti Mirabeau，1749—1791）：法国大革命时期君主立宪派领袖—译注。
[29]《米拉波伯爵和拉马克伯爵的通信录》（Correspondance entre le comte de Mirabeau et le comte de La Marck），第二卷，第223页—原注。
[30] 穆罕默德二世（Mohammed II，约1430—1481）：土耳其苏丹（1451—1481），号称征服者，攻克君士坦丁堡（1453）—译注。
[31] 拜占庭帝国：拜占庭为古希腊小亚细亚城市，公元330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迁都于此，东罗马因而又被称为拜占庭帝国，直到1453年为奥斯曼土耳其所灭。中后期拜占庭帝国皇帝主要为希腊人—译注。
[32] 迈罕麦德·阿里（Mehemet Ali，1769—1849）：埃及总督（1805—1848），原来曾经为奥斯曼帝国军官，在位时确定了其对埃及统治的继承权—译注。
[33] 希克索斯王朝（Hyksos）：公元前1730—1570年间统治埃及，亦称为牧人王朝—译注。
[34] 参见雷诺蒙、马伯乐和布鲁格希（Brugsch）的研究—原注。
[35] 低帝国（Low Empire）：指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把都城从罗马迁往拜占庭后至西罗马灭亡（476年）这一阶段的罗马帝国—译注。
[36] 马加特（Marquardt），《罗马古代手册》；库朗日，《若干历史问题新解》—原注；库朗日（Fustel de Coulanges，1830—1889）：法国历史学家，以研究法国中世纪政治和罗马时代日尔曼人见长—译注。